[36]王小林的这种看法来自森三树三郎，森三很早就注意到从伦理哲学角度看，汉语中包含着一种有名的东西必然是优秀的东西的内在逻辑，并指出中国文化重名，而日本文化重耻。

后来，随着我们的社会转型，从秦汉开始，一直到大清帝国，我们中国人进入了另外一种时代，我们有了另外一套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，这就是从王权时代，转向了皇权时代，从列国时代转向了帝国时代。[59] 天什么时候说过话呀？但恰恰是在天的无声的运行当中，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春夏秋冬，万物生长，世界万物这么生成了。

这是生活儒学思想体系当中的最本源的一个思想观念的层面。[85]陆九渊：《陆九渊集》卷三十六。三、生活儒学的境界理论 我们今天继续讲生活儒学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理教——讲道理的理，这个理教超越了神教。那么，你就会很容易想到：如果说，在儒家所说的仁义礼智信里，道德规范是属于礼的范畴，这就意味着仁、义这些不是道德规范，不是道德问题。

诗作为一种艺术——作为一种语言艺术，它是表达情感的。我们不要管那些哲学家的理论。有清诸儒，从事朴学，谓宋儒轻毁经言，厚加诋諆。

若赵汝谈则并今文亦疑之。杨时与季常言：学者当有所疑，乃能进德。如七十子之于仲尼，得他言语，便终身守之，然未知道怎生是怎生非也。[14] 此吾所以谓宋代国力衰弱，多原于法制，而非宋儒所当任其责也。

天下岂复有善人乎？人不爱名，则圣人之权去矣。道洁曰：学者当自求之，他人之言，善非吾有。

夫濮议诸人，岂非并时之贤，素以友道相厚者耶？然因所见各异，耻为苟同，遂不惜以去就力争。神宗曰：此尧舜之事，朕何敢当。（《通书》第九章） 程颐云：学者先要会疑。如云不敢轻议前辈，不敢妄立论之类，皆中怠惰者之意。

帝意向中书，未即下诏，吕诲等见其说不行，咸相率求去。陛下从而非之，则教化微，节义废，无耻之徒争进，而劝沮之方不行矣，岂圣人率下之意耶。[8] 非通《易》，能如是乎？（《明道学案》下） 8.元祐初，宣仁后垂帘，司马光为相，欲尽改王安石法度，仍复祖宗之旧。按黄山谷跋敞帖，谓敞为欧阳修门人（见同上王梓材按语）。

余以今日之言学者，不知宋儒而诋之者方甚众，故就其理性主义之价值表而出之，然亦不讳其失，为以借鉴焉。其言曰：所谓观书，当虚心平气，以徐观义理之所在，如其可取，虽庸人之言，有所不废，如其可疑，虽或传以圣贤之言，亦须细加审择，斯言诚是，然虚心平气，岂独观书当然，某既已承命，因敢复以为献也。

孔子教人，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。而儒者大都自尊自信，人格皦然，忠义敢为，蔚成风气，则张氏此论所诃者，宋儒可无与。

然至于论钟律，则反复相非，终身不能相一。按蒋之奇，攻欧阳修乃始合而终离，又（有）（讥）（修）囗不囗囗而为之辨正者，则囗囗是也。吾国历代之所以崇教化者，其故在此。宋儒之所以成其峻厉，原于理性之推崇：立身行事，以为依归，学术各方面亦莫不具此特色。（《涑水学案》下） 11.蔡元定深于数学，尝为司马光《潜虚》作指要。然以父子至亲，而不为苟同，亦异乎阿其所好者矣。

宁宗时，韩侂胄用事，恨朱熹排己，遂逐之于外。后两家弟子，各守门户，相讦不休，为宋以来学术上一大争端也。

若仰人鼻息为舒惨，则方寸之间长戚戚矣。因有见于宋儒之喜究哲理也，遂斥之为空疏无用，甚至以亡国之罪委之。

故谓宋儒残刻，以意见为理，而以理杀人者，其误显然有二：一则不明宋儒之时代背景，且亦未考其致力之成效。（原刊《国论》复刊第五辑，民国二十九年三月） [1] 刘宗周《人谱类记》卷五云：考自来风义之教，莫如东汉。

惟当熙宁变法也，向之美誉安石者，群起责难。其于治学之第一步，倡导怀疑，最重深思自得。兹述其例，荟而观之，于宋儒风操，不难了解其旨要矣。宋儒治此经者数十家，皆错综三传，自求奥旨。

司马光致书安石指谪新法之不洽舆论。盖宋儒之失，每执一而忘变化，拘于同而暗于异。

其教人之法，科条纤悉具备。晋、宋以来，风衰义缺。

东坡云：‘著于易，见于论语，不可诬也。故蒙古政昏于上，而人民尚安其生，乡治之功，有不可泯者。

欧阳修排《系辞》，并以《河图》《洛书》为怪妄。然此果可代表宋儒之学乎？而痛訾之者似亦未有以辨也。其他一切繁琐的形式主义，吾人皆可弃置之。此兹琐事，有以见宋儒富于万物一体之情，而以生命之保育为最重也。

吾意今日复明宋学，常取其长而避其短。[13] 故宋儒之所以能涤除晋以来之污俗，以气节煊耀史策者，正亦由其秉循理性，用力深猛，蹈厉奋发，绝无瞻显犹豫之态也。

（《邵氏闻见录》）伊川为讲官，主复坐讲之礼。其未居政也，亦本爱乡之心，人生向上之念，而努力于社会之改造。

二公既约更相为传，而后死者则志其墓。故昔人之言，曰名教，曰名节，曰功名，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，而犹使之以名为利，虽非纯王之风，亦可以救积洿之俗矣。